1995年，博斯曼法案彻底改变了世界足坛的格局，球员的权利得到空前提升，职业化进程也因此加速。然而，很少有人记得那位站在法案背后的球员——让-马克·博斯曼。他无意中让几乎每一位职业球员（以及他们的经纪人）赚得盆满钵满，自己却未能从中受益。他从未想过要改变足球，也并非有意与自己的母队列日FC、比利时足协乃至欧足联对抗。正如他今天所说，他并没有打算“送给足球一份大礼”，更不曾预料到自己会为此付出惨痛代价。
“我的人生曾经一团糟。”博斯曼这样描述那段失控的下坡路：酒精、债务、抑郁、家庭暴力指控，以及挥之不去的经济困境。他颠覆了足球世界，足球世界却背弃了他。“很可悲，从一开始他们就试图摧毁我。我被无视了。但我明白，挑战既有的权力体系是要付出代价的。”
故事的起点在1990年夏天。当时25岁的博斯曼效力于比利时甲级联赛的列日FC，司职攻击型中场，表现中规中矩。他出身于标准列日青训，并在那里完成首秀，但此前两个赛季在列日FC只获得了25次出场机会。合同即将到期，博斯曼本想松一口气，最后几个月他与主帅和俱乐部管理层关系紧张。俱乐部给他提供了一份新合同，月薪仅850欧元左右——只有他此前薪水的四分之一。1990年，身为比利时顶级联赛的球员，这个数字简直可笑，当时该国工厂工人的月收入大约1000欧元。
就在此时，法国乙级球队敦刻尔克向博斯曼抛出了橄榄枝。这座边境小城的邀约像是救命稻草。但问题在于，列日FC拒绝低价放人，坚持要为他们的10号球员收取60万至80万欧元的转会费——尽管合同已经到期，且俱乐部刚刚给他开出了比利时最低工资。敦刻尔克不愿也无法支付这笔费用，转会就此告吹。
博斯曼选择成为反抗者。他放弃职业球员身份，重新注册为业余球员，离开列日。为了保持状态，他先加盟了一支法国第五级别球队，一年后又远赴印度洋上的法属留尼汪岛踢球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将前东家和比利时足协告上法庭，要求赔偿损失。在球场上，这段漂泊生涯毫无亮点：他在留尼汪过得很痛苦，1992年回到比利时后没有一家俱乐部愿意收留他。他申请失业救济金，却被拒绝。那段时间，这位前职业球员只能住在父母家的车库里。
1990年，比利时法院已裁定博斯曼转会敦刻尔克不应收取转会费，但列日FC和比利时足协无视判决。欧足联甚至主张国内法院对足球事务没有管辖权。然而，足球界没料到欧盟会出手：比利时法院将案件提交欧洲法院，寻求一项标志性裁决，即职业足球运动员应与欧盟其他劳动者一样享有自由流动权。俱乐部和足协纷纷反对，警告这将摧毁足球。“欧盟正在试图毁灭俱乐部足球。”时任欧足联主席伦纳特·约翰松宣称。而时任国际足联秘书长、后来的主席塞普·布拉特则把自己塑造成弱势群体的代言人：“难道我们应该坐视富人越来越富，却一言不发吗？”
但他们的努力失败了。1995年12月，里程碑式的裁决出炉，将足球世界一分为二：博斯曼法案之前与之后。法案生效后，球员身价飞涨。1992年尤文图斯为年轻的维亚利支付1700万欧元，已是当时标王；博斯曼法案后18个月，国际米兰花2650万欧元从巴萨签下罗纳尔多；20年后，巴黎圣日耳曼为内马尔砸下2.22亿欧元刷新纪录。法案让许多球员变得富有，也将权力从俱乐部向更衣室倾斜。与此同时，正如布拉特所警告的，这进一步强化了五大联赛的统治地位——法案出台前，欧洲顶级联赛的球员流动比例不到80%，而如今顶级球员几乎全部集中在少数几个联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