世界杯不仅是足球盛宴，也常常被各国用来展现国家形象、增强民族自豪感。从1930年的乌拉圭到1934年的意大利，再到近年的俄罗斯和卡塔尔，这一主题贯穿始终。
1930年，乌拉圭既是首届世界杯的主办国，也是冠军得主。但许多人不知道的是，这个南美小国登上国际体育舞台的背后，有着复杂的外交故事。上世纪20年代，乌拉圭外长、同时也是国内两家竞争足协之一的负责人，与驻瑞士的外交官合作，通过加入国际足联为其足协争取合法性。这位外交官还自作主张让乌拉圭参加了1924年巴黎奥运会足球赛——当时这项赛事正成为全球足球的最高舞台。这一决定在乌拉圭国内引起恐慌，因为没人预料到他会这么做，也没人知道如何承担费用。最终，一位足协官员不得不以自己的房产作为抵押贷款，才凑齐了队伍横跨大西洋的旅费。
抵达欧洲后，乌拉圭队迅速赢得了赞誉。他们在西班牙进行了九场友谊赛，随后在奥运会上成为最受瞩目的队伍。著名作家科莱特甚至被派往乌拉圭队下榻的别墅，为《晨报》撰写观感。凭借流畅精准的传球配合，乌拉圭队夺得了奥运会金牌。亲政府的乌拉圭《日报》评论说：“在南美外交圈，人们认为乌拉圭队的表现……比花费数千美元的宣传费更能提升乌拉圭的声望。”球队回国后，全国放假一天，政府还补贴前往首都的交通费用，让全国人民都能参与庆祝。《乌拉圭世界》杂志宣称，这支球队证明了乌拉圭是一个“文明国家”，不仅能出口肉类，也能输出文化。这次成功不仅向世界表明乌拉圭是一个独立国家，而非阿根廷的一部分，也印证了当时盛行的“巴特列主义”及其所代表的现代、自由、理性与乌拉圭例外论的价值观。这种说法并非没有根据：如果没有包括体育教育在内的大规模公共教育计划，乌拉圭足球可能不会如此出色。
乌拉圭在1928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上再次夺得足球金牌，进一步加深了这一印象。当国际足联决定创办独立的全球足球赛事时——一方面是为了让职业球员也能参赛，另一方面是因为足球在奥运会上已大有盖过其他项目之势——乌拉圭积极争取主办权。时任总统胡安·坎皮斯特吉邀请国际足联主席儒勒·雷梅到总统府共进烤肉宴。可以说，从诞生之日起，世界杯就带上了政治色彩。巧合的是，比赛时间恰逢乌拉圭宪法签署一百周年，这自然是天赐良机。宏伟且富有建筑野心的世纪体育场拔地而起，在纪念日当天以乌拉圭1比0击败秘鲁的比赛宣告落成。十二天后，乌拉圭在首届世界杯决赛中以4比2击败阿根廷夺冠。在持续数十年的内战结束后不到30年，这成为了全国欢庆的伟大时刻。不过，这场胜利并没有为坎皮斯特吉总统带来好运；第二年，随着华尔街股市崩盘的严重影响显现，他在一场政变中被推翻。
1934年，世界杯作为展示国家价值观的平台这一模式被进一步巩固。贝尼托·墨索里尼对第二届世界杯的利用，成为意大利更加赤裸裸的形象投射。对于他的政权来说，这届赛事既关乎通过夺冠来证明实力，也关乎通过成功主办来展示能力。意大利的胜利虽然不乏争议，但佛罗伦萨的《巴尔杰洛周刊》声称，这依然是“一个民族整体力量及其刚毅与道德力量的证明”。举办得好甚至比赢得冠军更重要，尤其是因为墨索里尼政府启动了一系列场馆建设计划，补贴球迷前来意大利及在城市间观赛的交通费用，生产并销售印有法西斯标志的世界杯周边商品，还向所有参赛的欧洲国家以及埃及提供现场广播直播。外国来宾对此印象深刻，《米兰体育报》称，他们的赞扬“足以表明墨索里尼的意大利——那个曾经处处拼凑、事事道歉的‘小意大利’——已经以优雅、灵活、精准，乃至体现出绝对成熟与周到准备的礼貌和细致，组织了一场足球盛会”。这个模式，从早期就已经牢牢确立。